历史考察（2/13）
界地区，群峦起伏，丛林密布，千山万壑，深谷纵横，自然形势十分险峻。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水手，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这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山民受其摧残，无处可以评理，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逼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经过长期的酝酿、宣传、组织发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白莲教向人们揭示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前景，它所宣传的“有患相救，有难相死”的贫困相助，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和“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你我”的教义，它的传教者采取的以行医、贸易的合法身份、授人以拳术、静坐、气功等健身方法的传教手段，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有很强的吸引力，故信奉者日众。白莲教自传世以来，一直是作为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对立物出现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起义，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实行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白莲教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一些著名的白莲教首领，以祈祷、符咒、治病、行商为掩护，活跃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乾隆对被抓的白莲教首领采取“从重问拟，实力穷究，务绝根株”，（11）的残酷镇压政策。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以后，清廷开始了对六省白莲教的全面镇压行动。一时间，大批教徒被捕，许多著名教首被处死。还有许多地主官吏“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12）。武昌知府常丹葵，奉檄查缉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惨刑勒逼。“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13）四川达州知府戴如煌，“借查拿邪教为名，将殷实之家肆行讹诈”，“任内赃私狼藉，民怨沸腾”，他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以致不能安身，遂萌异志”（14）。乾隆末年清政府实行的查缉教徒，纵官虐民的反动措施，等于给布满干柴的川楚陕地区投下了火种，酝酿已久的川楚陕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迅速冲天而起。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荆州、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宜昌长乐、长阳白莲教众起义响应。二月当阳教首杨起元率领教众杀死县官，占领了县城。三月初，襄阳、樊城教众在姚之富、王聪儿、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领导下举义响应，连续攻陷竹山、保康、来凤等地。起义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蔓延。数月之间，湖北西北部五府襄阳、郧阳、宜昌、施南、荆州一州荆门及四川的酉阳、河南的邓州、新野，到处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起义军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15）的战斗目标。有的起义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官吏。在迅速发展的各支起义军中，湖北襄阳义军发展最为迅速，势力最大，这支起义军很快拥有数万之众，遂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使清廷惊恐万状。太上皇乾隆立即调兵遣将，全力展开了对起义军的围歼镇压。清军首先将围剿目标集中于湖北襄阳，企图通过击破势力最大的襄阳起义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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