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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一章 澳门问题(2/4)

形式之下,“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中期,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许多商人与海盗为伍,倭寇逐渐成为前明王朝的心腹大患,朝贡贸易体制渐趋瓦解。因此前明王朝不得不调整海外贸易政策,正德初年,广东市舶司的贸易原则已由“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转变为“无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

这说明,中国海外贸易正从“工商食官”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向民间私营贸易转化。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转化,然而,世界资本主义寻求海外财富的狂热程度不会满足于这种蜗牛式的转化速度,当他们正常的贸易索求得不到及时回应的时候,便会使用大炮、武力来打开中国的大门。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就是在这样一种东西方差距甚远的情况下实现的。

到底葡萄牙怎么就占领了澳门,而前明朝廷又不闻不问呢?早在正德六年,葡萄牙就攻占了地处东西方贸易咽喉而为明朝贡体系的重要一环--------满剌加,后来又在正德十一年到达广东广州海口之屯门澳,继至宁波、漳州,继而到了浪白窖蚝镜也就是澳门通商。葡萄牙人用廉价商品如镜子、别针、干果、胡椒、香料等换取中国人的茶、生丝、瓷器、绸缎以及黄金、宝石、珍珠、黄铜等贵重物品,他们获利可达二十多倍,故葡萄牙人趋之若鹜。但是这些贸易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准许,属于走私贸易。

雄心勃勃的曼努埃尔一世为进一步扩大海外贸易,于正德十二年正式派出使臣加必丹末到中国。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录了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末”。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也专门有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正德皇帝下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

看了几本书上的记载,由这些记载就可以知道:葡萄牙使者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没听说过此国,而且葡萄牙使者没有诸如朝贡国持有的文书勘合,所以不敢妄自处理,只得上奏朝廷,最终得到“令谕还国”的旨意。葡萄牙一心想将东方贸易扩张到中国,未曾想却费尽周折而无任何成效。葡使见以往的贸易惯例行不通,进贡又不能顺利取得进京机会,便采取了贿赂地方官员等卑鄙做法,将船驶入广州,并按葡国习惯在桅杆上升起旗帜,鸣放礼炮致意,却让中国官员和百姓大受震惊,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不久,葡萄牙使者“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葡使团通事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宠臣江彬,有机会陪侍一向喜玩乐的武宗,武宗觉得能通番汉的亚三说话有趣,便“时学其语以为乐”。亚三倚仗武宗宠溺甚为骄横不法,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则“筑室立寨”、“掠买良民,为久居计”。葡萄牙的种种有恃无恐的非礼与劣行激起前前明朝廷以及周围老百姓的愤怒,前前明朝廷与人民遂不断地展开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出境的斗争。

正德十五年底,御史丘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上奏的时候说的是:“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也大声的喊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最终也提出全部驱除葡萄牙人的建议:“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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